（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、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前院长，由笔者翻译）

刚参加完布里斯班的二十国集团（G20）会议的英国央行行长马克·卡尼发表了主题演讲，描述了金融监管未来。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，他肩负协同促进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。他认为布里斯班会议已完成了制定后危机时代审慎监管体系的重任，并以此为傲。但艰巨的执行任务还在后头。

我认真阅读了卡尼的演讲稿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，他认为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已经（不是“将要”）更安全、简单和公平，然而事实却指向相反的方向。

现在更安全了吗？在银行资本的充足性方面，他指出2013年的资本短缺为150亿欧元，相比两年前的1500亿欧元已经大幅下降。欧盟委员会的金融稳定和一体化报告（2014年4月）指出，在2008年和2013年6月之间，欧洲银行增加的6300亿欧元的资本中，有4000亿欧元来自于银行间相互增持的资本，只有2300亿欧元是银行体系之外的新资金注入。不要忘记，银行因为违规被罚款超过1500亿欧元，其中一半是由于制裁洗钱活动，这更多是政治考虑而并非从保护储户利益出发。

10月15日，当央行行长们在华盛顿忙于参加IMF年会，美国国债市场突发心肌梗塞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30分钟内从高点到低点有0.37％的动荡，这相当于债券市场的“闪电暴跌”。市场恐慌时，流动性就消失了。即使在流动性最充裕的市场，也没有变得更安全。

现在更简化了吗？目前我还看不到金融体系变得更简单——监管和交易模型都如此复杂，以至于你需要专业律师或者量子物理博士才能解读。以上欧盟金融稳定和一体化报告报道，银行之间的关联性非常高，在2013年12月“占欧元区银行总资产24％（74亿欧元）的银行交易对手是另一区域的欧元区银行”。这意味着银行系统内的错综复杂。危机后，银行业并购的后果导致全球顶级银行的集中度在上升，而非下降。

现在更公平吗？金融稳定理事会自豪地宣布，在布里斯班就全球系统性银行的“总损失吸收能力”提案达成一致意见，将使这些大银行在未来出问题时得以解决，而不用求助纳税人，也不会危害金融稳定性。“总损失吸收能力”提案主要建议银行应该发行有条件可转换债券（cocobond），在必要时将转化为股权——当银行倒闭时，让债券持有人参与救助。

正如风险专家迪克希特·佩尔绍德指出的，这些“纾困债券”是傻瓜的金子。一旦你把未来要破产的系统重要性银行与债券市场绑定，如果债券市场同样也崩溃了，那么谁将出来救助？

自从央行开始讲利率水平控制在通胀率以下时，金融系统总体上就是不公平的。试想，谁补贴了大多数、集中的借款人？领养老金者、小储户和那些无法承担用杠杆购买投机性资产的人。试想，谁注入大量流动性，并将利率不断降低至接近零，以救助了那些投机性和高杠杆的玩家？

让我真正失望的是，在一场主要监管领导者发表的关于未来金融改革的主旨演讲中，关系我们所有人的规则变化的词语——“社会不平等”、“气候变化”、“科技”完全没有出现。相反，构建一个“可促进所有经济体更强、可持续和均衡增长”的更强金融部门的解决方案是多样性、信任和开放。

恕我直言，金融稳定理事会本末倒置了，把马车置于马之前。

全球经济像一匹马（实体经济）和马车（金融系统）共同运作。我们有过一次金融危机，是因为马过度杠杆，马车也过度杠杆，同时措手不及的驾车人寄希望于以更多的债务救助一切。当马车出故障（危机）时，我们及时修好马车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在七年以后，马不仅变得更瘦了，甚至比前杠杆更高。但是驾车人坚持，马车应该升级成了劳斯莱斯，拥有更多的资本，更加稳健、安全、可靠和开放。

但事实是这实体经济的马——增长的引擎——需要更多资本，而不是更多债务。如果马步履蹒跚，那么无论是否增加金融系统资金和流动性，马车也会翻倒。金融市场之所以处于创历史新高的价位和换手率，而实体经济仍然孱弱，主要原因就在于非常规的货币政策。

作为一位前央行家，我更习惯央行的角色是金融市场的裁判，而不是运动员。我们都可理解，当比赛变得疯狂时，央行必须做好守门员，但我发现现在央行变成了先锋，让市场的泡沫维持下去，而且同时他们也是制定市场规则的裁判。

理解了这种规则，你就会明白，“乌龙球”也是一种胜利。